恩情与怨恨
说起来,这是个沉痛的话题。人与人之间,有了恩情后就随之有怨,几乎已是法则;怨积得深时,就会生成仇恨。这应该与人心的不足有关。求风同志曾为我顶过贴子,我感谢他,亦或算是恩情;然而他先是怪我“不为他而感动”,我只好答应以“做他的粉丝”为报;接下来,他还向我“要顶贴的工钱”。我是穷人,这里是没有钱的,遂向他说:“若一定要时,咱们同去向阳光、雨雪或伊人要;谁要她们是版主呢?”我若真的不给他工钱,他可能就要有怨恨……这是说个顽笑话的吧,总是可见人心的不足。
并非只是顽笑如此,这总算是“合理的恩怨”。生活中,有些闲扯淡的事却也是如此。比如:若有个人取得了一些成绩、或发了些财。就会有一类人评价说:“你怎么没有人家钱三厉害呢?她可是总经理了呢。”倘果真赶上了钱三、也当了总经理,这些人还会说:“子默更是厉害,他是省级优秀企业家了;你能和子默比吗?”倘真的又能与子默并驾而荣,这些人可能就会抬出李嘉诚来。而现实的问题是,李嘉诚也还是被这样的一些人评说了:“盖茨还把他全部的钱,都捐了;你李嘉诚呢……”——最终,连这样的顽赏别人的心,也是永远的不足;更可见人心的不足。
也并非扯闲淡和顽赏是如此,世态人情亦然。民间把送礼,叫做“人情”或“面子”。鲁迅先生似乎在某篇里,讲了一个老故事:说一个属鼠的老爷要过大寿,幕僚们就为他铸了一个“金老鼠”做人情面子。结果到第二年,就轮到这个老爷的夫人过大寿了。老爷又发了请函……不用说,这下难了,因为他的夫人是“属牛的”。亏得十二生肖中还没有“属大象”或
“属鲸鱼”的,不然的话……当然,即便是没有大象或鲸鱼的属相,老爷们照样会想出叫人铸“金恐龙”的法子来,这比起大象和鲸鱼来还更怕人;若没有时,我们可想而知,他要何其地怨恨;直要把金老鼠、金牛或金大象、金鲸鱼的恩情面子全抛光了……可见,这也还是人心的不足吧!
如此看来,恩之不能持久而加码、情之不能继续而加浓,便是有了怨;怨积到恨而未泄时,还会成仇。去年以来,从接二连三的城管事件,到拉萨、翁安、石首、韶关、宣恩……还有前阵子的乌鲁木齐事件,国内是有了颇多的“仇恨事”。这些事件之间,自然不能等同而类比。城管事件及翁安、石首、宣恩、韶关的事件,应属那个“内部”的说法;而拉萨、乌鲁木齐事件,据说是有“外因”。但是,不论内因还是外因,总归都是“仇恨”,原因就应当有相似之处。
据专家说,人类有“仇富情结”,也有“仇贫情结”;人类的“仇富心理”与“仇贫心理”大约相当,也属于辩证统一之大雅。而就其产生的情理先后而论,
“仇贫情结”的诞生,应该晚于“仇富情结”。仇富心理发生的最初之因,应是原始的公平分配原则被打破;当社会经济的一步步发展,“富与贫”,终于演化上升成为阶级、文化、*治、*事等代表利益的国家机器时,“穷人阶级”明显大大多于特权的“富人阶级”。这个时候,权力、财富的重新分配与组合,即成为“穷人阶级”的热切盼望。于是,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,起义暴动频起、朝代更迭不休。因此,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,“权力、财富的重新分配与组合”,看来也是“人心的不足”之处。这大约就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“心要所足”的观念。
而经济社会的事实是,社会永远都是由穷人、富人、不穷不富的三种人组成!穷人与富人的相互声讨,各具其理;他们二者同时被不穷不富的人共同声讨;而不穷不富的人,也同时被穷人和富人声讨:主要是说他们是中间“观望派”,只知明哲保身、或没有观点和立场。可见在经济社会中,原本是没有什么“好鸟”了!?
这只是说了三方对立情绪的大概情况是如此。我们能在富人与穷人、不穷不富的人之间的声讨中看到,他们的怨结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三方都以为他方“道德沦丧”!我以为,这才可能是说出了目前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!如今真是无“大道”可言。
经济社会中,物质文明的发展,最大的负面效应,就是使得社会的道德泯灭。似乎有一个伟大的导师有过论断(大意):“社会在一个领域的进步必然要导致在另一个领域的倒退”即是此内涵。因此说,人还是那些人,社会也还是这个社会!怎能忽然因为经济发达了,都成了“坏鸟”、“坏世道”呢?看来不是。而只是人们、只是社会的“道德沦丧”了!
人类社会的历史上,无数血淋淋的教训证明:一个“道德沦丧、族群分裂、缺乏同情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”!因此,在社会的发展中,要在强调竞争和效率意识的同时,还要张扬人道的价值、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。看来,这一“经济社会结构”的维系,除了依靠法律,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手段,就是道德观的重新确立。
去年以来,国内接连的“仇怨”,在表面看来也是“人心的不足”:生活提高了、富了,就是天之大恩;有了这恩情后,就还要有“别的所求”;所求不随,就要“借事为由”而发泄怨恨;于是就有了这些颇多的“怨恨事件”。其中所不同者,就是拉萨与乌鲁木齐的事。我想,有一个词叫“富可敌国”;通俗的解释,“敌”是匹配之意;即“富得可以和国家相匹配”。
那么,能这么富得可与国家相匹配的人,显然,普通的商人或民众,是无法达到其富的成度;而达赖先生和热比娅女士是达到了;然而,在他们那里,这个“敌字的意思”却变化了,不只是“匹配”之意;而是与国家“敌对”了。以他们之举而论,因恩而富、富而怨、怨而恨……最终富得与国家成了敌人。当然了,其中之因,还有历史问题、宗教文化的大问题暂不去论。
客观地讲,叫达、热之流的阴谋之所以能得逞的起始之因,总是和参与者心中的某些“不足”是有大关联的。他们的怨恨,究其根,还是对如达赖、热比娅之流一样的、富可“敌”国的、甚至在行为上已经“以国为敌”的人的怨恨而起;总还是有关这些方面的“大道德”没法唤醒的罢!如此看来,达、热不过是以“贼喊捉贼”的借口而得了小逞;而得逞的如此之易,应是其“贼心的不足”。
那么,一些和达、热之流相似或同样的群类呢?他们是否能意识到,将他们划分在“内因”之中,也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;在实质上,较之热、达而不相上下。天之恩情,叫人的生活富足,而无法使得人心有所足,竟或“以国为敌”地仇恨起来……恩情之易为仇恨者,实是“贪心不足”或“贪欲难足”的“大因”罢!
于是,仇恨事多了……看来,如何正确地对待富人、对待穷人、对待不穷不富的人,是我们这一代国人要考虑的“大道德问题”;如何能唤起并建立——能使富人、穷人、不穷不富的人,都能来平和共处的“大道德观”,应是我们这一代国人的不屈之使命;只有这样做了、也必须这样去做,我们这一代活着的,才不愧于历史上那些“鲜血淋淋”的代价!